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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孤岛"盼光明:抗战胜利前后的辅仁往事

也许,正是陈垣及辅仁众师友的态度,促使柴德赓下定决心,于1946年夏重新返回辅仁。返回之前,他又连续接到周祖谟、余逊等人的书信。周祖谟在5月28日的信中称:“援庵先生自得兄五月五日一札后,未得来书,顷持大札呈阅,惊喜过望。惟盼早日来此,日内恐不再修书矣。兄之北来,无人不嘱望已久,且辅仁史学系自张亮尘卧病以来,尤感教授不足,兄能不以危城为可畏,得与弟等共甘苦,乐何如之!”余逊5月的来信中更是好玩,一方面称“把晤在即,不禁狂喜”;另一方面,则盼望柴德赓回到北平后,能教他学习骑车之术,“期于一二星期内娴习此术,则操纵自如,无远弗届,庶乎无行路难之叹矣”。

还是先看看周祖谟如何向柴德赓描述他们在北平得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时的情形:“青峰,你能知道吗?正在八月十日晚上九点半钟的时候,好消息来到了,由梦中惊醒过来才知道自己还没有死,自此可以复苏了。这一夜是不曾睡觉的。你们自然是狂歌、载歌载舞、吃酒放爆竹的了,我们身体并不能自由,话不敢说出口外的,当时止有望月以思,临风而立,徘徊搔首而已。当晚我们从寝室里请出援庵(陈垣)先生听我们的报告,他由黑暗里把灯开开,穿着短短的汗衫,脚下拖着一双睡鞋,赤裸裸的就出来了(可是并不曾裸体,一笑),他老人家从来没有这样见过客人的,当晚他这回可不睡觉了,虽然照例灯一夜而十灭,他索性摸黑儿了。他高兴的直缕他的须子,问道:‘是吗?’‘没听错?’‘重庆的报告?’‘噫,那可活了!’旁边的人高兴的说‘日本小鬼子找死’等等一类话。他又接下去‘所以啦,所以啦,……那真高兴啦!’青峰,我形容的怎么样?于是我们欢跃而出,他又就那样送我们到门口,‘唱喏’而别。”

上述文字可见,一向以师德仪表著称于世的陈垣在无比的喜悦来临时,已将那些形式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了,不仅从来未有地“赤裸裸的就出来了”,而且这样见过客人后,高兴地直缕自己的胡须、说了很多无比兴奋的话之后,依然“就那样”送门生们到门口。而这样的兴奋以及“噫,那可活了!”等话语,透露出陈垣等人在日军占领下的北平是何等地压抑、苦闷、窒息,乃至接近死亡!

1945年10月23日,身在四川的史学家柴德赓收到一封来自北平的长信,这封信是他的好友——辅仁大学老师周祖谟所写,情感充沛,随意泼洒,叙事、描写、抒情、议论皆用,一点不像周祖谟做学术文章时的风格。周祖谟对自己的这些文字也是非常满意的,甚至于写过一些文字后,竟然还得意地问柴德赓“我形容的怎么样”。而笔者也认为,这样的文字称得上文字学家周祖谟最富才情的笔墨,也最能展现陈垣老先生及其门生在得知抗战胜利消息时那种无法抑制、无比兴奋的心情。而这样的文字,也只能在写给至交柴德赓的书信中才能展现。

1947年5月,北京辅仁大学邀请胡适演讲后在校门合影第一排左起:周祖谟、柴德赓、陈垣、胡适、成庆华、叶德禄

陈垣一直期盼着柴德赓能早日返回北平。从1945年5月到1946年7月九封给长子陈乐素的家信中,陈垣都提到了柴德赓。其中,1945年10月7日的信中称:“青峰兄常有信否,余极念之。”“余极愿他回辅仁也。”“青峰走后,余竟无人可商榷也。”1945年12月3日的信中称:“《表微》‘本朝篇’一份寄汝,有意见可告我……‘出处篇’亦油印一份,已寄青峰,他能知我心事也。”1946年3月25日,陈垣得知柴德赓所在的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解散的消息,又在给陈乐素的信中称:“青峰情形殊可念。吾甚欲其北来,未知途中易走否也?”

一个月后,余嘉锡又给柴德赓写信,称其回辅仁乃是众望所归之事,但也告诉他北平物价腾涌,居大不易。信中提到陈垣的态度,称:“今午《建国评论》社(此系陈雪屏所组织,拟出周刊,大约以赵奉生为经理)招饮,与援庵同席,渠甚盼台驾之来,仆以兄来函之言告之。援庵谓此无足虑。当时匆匆,未及细谈,未详所谓不足虑者安在?或者意在因陋就简、因时制宜,故以为不足深虑也耶。”

作者:张建安

胜利前夕,拼死拼活谋出路

如此处境下,哪一个中国人不希望日本鬼子快点完蛋?!所以,当他们一旦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虽在深夜,又怎能不无比兴奋?又怎能不充满希望?而其举止,又怎能不异乎寻常?!陈垣先生当时的举止正可以代表北平知识分子得知胜利消息后的喜悦与兴奋。

沦陷区的北平,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很是艰难。辅仁大学因德国教会的背景,成为当时沦陷区唯一不向敌伪注册的大学,也有一定的经济支持,然而即便如此,辅仁大学的老师们也常常举步维艰,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很多人几乎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

柴德赓重返辅仁

8月10日17时35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未通过军事当局的检查,便代表日本政府在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随后,设在两路口的美国新闻处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消息。重庆各新闻媒体纷纷予以披露。18时,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首先广播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并于19时、20时、22时数次重播。中央通讯社的几位记者则驾着三轮车绕主干道一周,一边敲锣一边向市民宣告特大喜讯,这样的消息于是便像长了无数的翅膀一样到处扩散开来,数十万市民连夜涌上街头,载歌载舞,使重庆变成欢乐的海洋。

“有国斯有家,无人不知矣。”

波茨坦公告的全称是《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是美国、英国、中国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发表的,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对此公告,日本开始的表现非常强硬,日本首相于7月28日公开声明,对波茨坦公告“置之不理”。日本这种回应的后果是:8月6日和9日,美国空军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参加波茨坦公告;9日,百万苏联红军分三路向日本关东军展开猛烈攻击;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这样的强大攻势下,日本政府终于撑不住了。

陈垣的担心也许不无道理,由于主战派的反对,日本延迟到14日才做出最后决定。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于是,中国国内迎来了更加欢乐的时光,北平城内也是大放光明,车水马龙,鼓噪喧天了。当八年抗战中从未在北平上空出现一次的中国飞机也宛如飞龙地整天在天空上飞,人们鼓掌欢呼,耳朵都要被震聋时,周祖谟则在信中这样感慨:“有国斯有家,无人不知矣。”

在北平,周祖谟等人应该是通过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的。他们虽在沦陷区,还不能像大后方的中国人那样到大街上尽情宣泄,但内心的兴奋却在超乎寻常的言行中,在随后的书信中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出来。

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辅仁的老师们除了自己拼死拼活地谋出路,或像周祖谟那样多上课:“星期五一天上七堂课,五门;星期一一天八堂课,这两天就同上断头台一样,舌敝唇干,声嘶气竭,其疲惫之状可知。”或像余逊那样另谋出路,“到李文和开的化学工业社管账”;总之,得想尽办法谋出路。而他们的妻子也与他们一起奋斗,诚如周祖谟信中所写:“回来以后,看见同我在‘生命线’上共同奋斗的太太,从早到晚洗衣裳、作饭、看小孩、作针线,没有一个时候休息,有肠必断,有心必折矣。”

柴德赓,字青峰,是史学大家陈垣的学术传人,与周祖谟、余逊、启功交往密切,都曾是辅仁大学的中青年教师,常常到校长陈垣处请教,而且皆以学问著称,故有“四翰林”之称。启功回忆:“不知是谁,偶尔在陈校长的书里发现一张夹着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四个人的名字,于是就出现了校长身边有‘四翰林’的说法,又戏称我们为‘南书房四行走’。这说明四个人名声还不坏,才给予这样的美称,要不然为什么不叫‘四人帮’呢?”“四翰林”情谊深厚,更与陈垣情同父子。《柴德赓来往书信集》(柴念东编注,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出版)中,这样的情谊被不同程度地展现出来,而抗战胜利及其前后的北平辅仁同人的情况,也在书信中原汁原味、绘声绘色地保留下来。

8月10日,陈垣老先生可能整夜无眠,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他便找周祖谟,问:“没听错?雷神父怎么还不知道呢?不对吧?”周祖谟回答:“哪还有错,重庆报告三遍呢!”

周祖谟自然也是同样的想法,而且在1945年11月19日给柴德赓的信中这样抒情:“我常常憧憬过去我们一起,吃茶、谈笑的情形,彼此所说都是至情的流露,我的朋友之中,与我最投合的你是第一人了。”并告诉柴德赓:“陈先生听说你的一切都好,他格外高兴。他还希望你能够回来,说了不是一遍了。”

本来,1943年底,得知汉奸曹汝霖将出任辅仁大学董事长的消息后,已在辅仁大学任教八年的柴德赓便与老师陈垣相约,一起离开日寇占领下的北平。但在1944年初离开前,辅仁大学校务长雷冕等人涕泣挽留陈垣,陈垣也考虑到自己如果南下,则沦陷区内唯一不向敌伪注册的辅仁“孤岛”势必难以维持,遂未能南下。柴德赓即将出发时,陈垣勉励之余,继以感喟,而柴德赓则“泪下不能禁”,且与辅仁大学众师友洒泪而别,相约以书信互通消息。

在1945年10月23日给柴德赓的信中,周祖谟称:“在过去一年里真是最痛苦的了,不但自己心情不好,而且穷困几无以自存。”“自从今年五月以后物价一日三涨,白米高到九百元一斤,肉八百元一斤,油一千二百元一斤,煤六万一吨,我一月才赚得二千五百元,教廿四小时课,改四班国文,在这种困苦艰难之中,居然活过来了,真是可以惊异的一件事。”“在俄国参战的那一天起,北平的食粮已经发生恐慌,防空的虐政暴行更不必说了,其间投机倒把,日进万金,贫夫贱士,欲死无由,可叹、可怜、可悲、可气。青峰,你能知道吗?”

有件事令人惊异。身在北平这样的沦陷区,陈垣等人竟然能在8月10日当晚很快就得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称得上消息非常灵通了。

无意中留下的第一手资料

此后,柴德赓经商丘、洛阳、西安等地,辗转入川,应台静农、魏建功等友人邀请,担任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待自己安定下来,柴德赓的书信便不断寄往北平,而北平辅仁师友们的书信也辗转来到白沙。这段时间(1944年夏到1946年夏)正经历了抗战胜利的特殊时期,沦陷区与后方的师友们无不需要互相的慰藉,无不希望通过书信这种唯一的联系方式得知对方以及对方所处环境的真实情况,而柴德赓深得众师友信任、亲爱,故师友们的来信中,由国事到校事到家事,由生活到治学到轶闻,可谓无话不谈,既有史学家们长期涵蕴下自然具备的严谨叙述,更有师友间情真意切且不无调侃的生动写照,无意中留下了那个时代非常独特的一手资料。

柴德赓的另一位至交、同样是辅仁教授的余逊在信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柴德赓曾向余逊问及鄢鸣难的情况,余逊在书信中告知:“老鄢的景况,还是不宽裕,他在学校薪水,才一千二百十六元,加上食粮津贴,才拿到二千三百余。本月份加送一千元(与大学部教授同),也只三千三百多。北平生活,每人每月至少须一千五百元,以老鄢家中开支论,除去有点廉价的特殊配给和户口配给外,每月要用四千多,平均总要亏累一千多块钱,好在旧货很能卖钱,只好常常光顾挂货铺和委托商行。”末了,余逊不忘加一句:“学校中人生活大抵如此,不仅老鄢一家为然。”

原本狂涨的物价也在这几天不停地下跌。8月15日的《中央日报》社讯称:“物价仍续下跌,投机家正图抛出黄金美钞,本比期各行庄可安然度过。”又讯:“下午收盘时,条子价格十一万四千元,宰块十万零二元,成交者甚为寥落。”而周祖谟给柴德赓的信中则写道:“当这个时候,物价一落千丈,即以白糖而论,起初已久不知糖味了,价高至一千七百元一斤,居然现在街上已经顷筐倒筥低至五百、四百、三百六、二百四、一百三,毛巾由八百低至一百五,一切久已绝迹的东西都出来了。自行车带,四万几一对,还没处去买,现在三千元即可俯拾而得(都出摊来卖了),一半是日商甩出来了,一半是奸商所囤积的,街上太热闹了。”

只不过,抗战胜利后,在短暂的狂欢之后,北平的状况很不乐观。时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余嘉锡于1945年12月19日给柴德赓写信,为他分析形势:一方面,“援庵之于足下,期望甚殷,悬念甚切。度足下亦必惓惓于师门,则北上之行似不宜犹豫。”而另一方面,“千里归来,生活问题自不能不在考虑之中。辅仁教授底薪不过二百四十元,最近待遇以上月为最优厚,亦只加三百倍,合成法币不过一万余元耳。今姑举仆为例,仆以教授兼主任并兼院长,且曾四次加薪所得亦仅二万七千元而已。薪金之外以前尚有煤、面、花生油等,但或送或作价,或增,或减,每月不同,至上月则一律取消,仅存米二十斤而已。闻本月发薪时又有变动,或者待遇稍好(闻有加送双薪作为节礼之说),亦未可知。至于支出方面,则已超过和平之前。此间报纸有每日行情,今剪取昨日者付上,阅之可知也。总之以后从事教育决不至饿死,然只可敷衍度日,若欲过中人生活如事变以前,殆非目前所能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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